在整理西柏坡的相关历史资料过程中，我发现众多书籍、文章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对于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确切时间，存在上午或下午的分歧。对此，我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尝试进行辨析。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一说法明确指出是上午。然而，在2013年12月发布的《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下）中，对于离开时间进行了模糊处理，仅描述为“3月23日和周恩来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并未明确指出是上午还是下午。因此，关于离开的具体时间，存在上午和下午两种说法，但上午的说法更为广泛接受。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中记载：“3月23日，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决定先行一步，伍云甫亦随我同行。待一切准备就绪，时间已至中午12时。”“书记处成员分批启程，而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尚未起床。”至于杨尚昆本人，“于12时1刻登上车辆，东行至灵寿后转向正定（绕开唐县，以防途中出现故障），再从正定向北进发，直至夜幕低垂，方抵达保定城。”
文中虽记录的是杨尚昆的个人行程，然而从中可提炼出以下三点关键信息：一，至23日中午12时1刻，毛泽东与周恩来尚未启程；二，中央书记处成员系分批离行，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人或许已先行一步；三，前往北京的人员分为两路行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杨尚昆日记》时明确指出：“为确保日记的原始风貌，编辑过程中仅对少数错别字、遗漏字、多余字以及标点符号中的明显错误进行了修正。”据此编写原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具体负责中央机关迁往北京的杨尚昆所撰写的日记，应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与毛主席作出决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当日的天气晴朗，风力适中，气温适宜，是一个理想的出行日。上午，毛主席的住处显得格外宁静，他正在休息，而同院的其他首长及其家属、随行人员以及机要科的同事们，则已提前启程。由此可以推断，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当时仍在休息中；另一方面，中央的其他首长在上午已经先行出发。
梁守谦在其文中继续记载道：“叶子龙同志肩负着确保毛主席安全抵达北平的重任。午膳过后，我正搬运行李，目光所及，院落中停放着三辆汽车。最前方是一辆吉普车，紧随其后的是一辆中卡，恰好停在了毛主席的门前。而第三辆也是一辆吉普车，安放在周副主席的门前。此刻，第一辆车的驾驶员李育生同志步履匆匆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道：‘请将叶子龙同志的行李放置于前车，待启程时，我们将先行引领。’”与此同时，李银桥同志以及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张长鸣同志亦在忙碌地搬运物品至车上。行李迅速安置妥当，毛泽东迈步走出，登上车辆，落座于前排副驾驶位置。驾车者则是周西林同志。此段信息揭示了三点关键细节：一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出行的时间选在午饭后；二是毛泽东所乘坐的车辆为一辆中卡；三是叶子龙与李育生所乘坐的前车负责引领任务。
梁守谦记录道：随着汽车的发动，毛主席即将结束在西柏坡长达十个月的居住。那是在1949年3月23日的下午2点30分左右。我下定决心，务必将这一刻铭记于心，以便将来有人询问：“毛主席是什么时刻离开西柏坡的？”我能够迅速给出答案。这一天与毛主席抵达西柏坡的同一天，不过时间点不同。渡过黄河是上午11点，而离开西柏坡则是下午2点30分左右。那时我便意识到，牢记毛主席离别的具体日期和时间对于日后研究他在西柏坡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梁守谦明确标注了出发时间为3月23日下午2点30分。
文中记载，他们的车队抵达大门外，目光所及，只见西边停放着一辆庞大的卡车，上面站着警卫战士，那是负责保卫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安全的警卫部队。车队驶出大门，沿东柏坡、贾峪（编者注，实为夹峪）、郭苏一路向北，蜿蜒进入山沟。山沟中的土路崎岖，车速不宜过快，亦不宜过慢。我们的车辆作为先导，位于车队前端，与毛主席的座车保持适当的距离。虽可随时观察到后方车辆，却需确保前方车辆扬起的尘埃不会影响到坐在车中的毛主席。因此，叶子龙同志时刻提醒司机，时而加速，时而减速。
◆毛泽东在西柏坡。
梁守谦，当时随主席一同进驻北京的得力助手，据其所述，3月23日下午2点30分离开西柏坡的准确时间记录，无疑更具信服力。更重要的是，这一记录中所蕴含的信息，与《杨尚昆日记》的记载相得益彰。首先，上午时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住处显得格外宁静，这表明他们可能仍在休息；其次，中央书记处的其他书记们已陆续起床，分批离开；最后，午饭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方才启程离开西柏坡。
梁守谦的著作中披露，毛泽东在西柏坡启程之际，共乘坐四辆车辆。首辆为吉普车，由叶子龙率领，李育生担任司机，梁守谦亦在其中；次辆为中卡汽车，毛泽东本人乘坐，李银桥警卫员随行，周西林担任司机；第三辆亦为吉普车，周恩来乘坐，张长鸣警卫员陪同；最后一辆则是一辆大卡车，主要职责为负责安保与护送任务。
我曾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梁守谦先生，但由于年事已高，通话中声音模糊难以听清。因此，我在2018年5月特地前往北京亲自拜访。遗憾的是，我得知他已住院半年，并且刚刚离世。然而，我认为梁守谦先生的说法对诸多版本中关于毛泽东主席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的不准确时间和场景描述进行了纠正。
叶老回忆称，“按照原定计划，我们的第一站是保定，然而因道路崎岖，车队行进缓慢，直至唐县黄昏时分，毛泽东不得不临时选择在淑闾村这个小村庄安顿下来”。此细节透露了两个关键信息：首先，“按照计划，第一站是保定”，这里的“计划”很可能是指搬家委员会事先制定的搬家方案，即从西柏坡出发，首日直接抵达保定；其次，由于出发时间较晚，团队不得不在淑闾村临时歇脚，这也意味着原计划中并未包含在淑闾村过夜的可能性。由此可推论，若按原计划在上午出发，团队当晚本可抵达保定；但由于下午才出发，加之道路艰险，队伍抵达淑闾村时天色已晚，故而不得不在此暂住。此外，我们还推测，上午出发的其他中央书记处成员可能已经按照计划提前抵达了保定。（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档案资料和回忆录中并未发现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首长曾在淑闾村住宿的记录。）
然而，在细读王聚英先生所著《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8页）的相关记载时，心中不禁泛起层层疑惑。文中记载，该车队由11辆小车和10辆大卡车组成。车队之首为一辆吉普车，此乃领航之车。紧随其后的是一辆中型吉普，司机为周西林，毛泽东主席便乘坐于此。与其同行的卫士包括警卫排长阎长林，以及卫士李银桥、王振海、金武森。鉴于沿途多为马车行驶的土路，前方警卫车所扬起的尘埃纷纷落至后续车辆之上。鉴此，毛泽东主席戴上眼镜、口罩，并身着雨衣，全副武装以抵御尘埃侵袭。第三辆中型吉普亦为一辆警卫车，几名警卫员乘坐其中，紧随主席车队之后。第四辆为小卧车，刘少奇一家的座驾。第五辆中吉普由江青和李讷乘坐。第六辆中吉普则是周恩来夫妇的专车。第七辆、第八辆中吉普分别载有朱德一家和任弼时一家。随后，陆定一一家与胡乔木一家乘坐的第九辆、第十辆小吉普车紧随其后。车队之尾由叶子龙一家乘坐的小吉普车断后，稳稳压阵。
毛泽东乘车离西柏坡。
王聚英在其著作中引用了舒云所著的纪实文学作品《从西柏坡到中南海》（长征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1页）的相关内容，但书中并未注明信息来源。这一资料已被广泛传播，然而经过笔者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却未能找到。由此产生了两个疑问：一是西柏坡的离开时间，究竟是上午还是下午；二是中央书记处的首长们，是集体出行还是分头行动？
在重新审视警卫员武象廷的回忆录《护卫毛泽东进京琐记》中，我们发现了一段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载，收录于《西柏坡记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版，第290-291页）。书中提到，在西柏坡出发不久后，发生了意外，陆定一乘坐的车辆陷入坑中，幸运的是并未造成严重伤害。毛泽东对此表示：“我们从转战陕北一路平安，如今将至北平，务必要确保安全，绝不能出任何岔子！”这样的具体细节，显然非虚构之谈，从而引发了以下疑问：①最初计划第一批离去的中央领导人是否确实一同从西柏坡出发，是否是11辆车一同启程？②是否如计划，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于23日上午11点先行出发，而毛泽东由于起床较晚，在周恩来等人休息之后，于下午2点半才动身，乘坐的是四辆车？③或者是所有领导在下午2点半，一同乘坐11辆车出发？
当时，负责具体搬迁工作的杨尚昆在1949年3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当天下午，钱益民（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联络部部长）来访，直至深夜两点。此时，已有20辆小吉普车抵达，而大车仅有一部到达。在了解汽车情况后，杨尚昆向周恩来汇报，并临时调整了计划，决定先利用小吉普车将书记送走，其余第一批人员则待大车到达后再行安排。此举导致秩序混乱，不得不重新组织，场面一片手忙脚乱，颇为费时费力。
在这段描述中，指出搬家车辆未能按预定时间抵达西柏坡，导致计划不得不临时调整。那么，原先的计划是否为舒云所提及的历史文献内容？虽然计划原本是既定的，但根据查阅到的关于迁往北平的回忆资料，可以确认后来确实发生了变动。比如，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在其回忆文章《周副主席在西柏坡》中提到“原定11时出发”，这里的“原定”指的是最初的计划。而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实际出发时间并未在11时，因此出发时间应有所推迟，推测出发时间应在11点之后。
中央领导集体定于3月23日上午11时启程西柏坡，当晚抵达保定，就地休息。次日上午（3月24日），在保定接待了地方领导，午后抵达涿州，并于晚上12点30分乘坐火车抵达北平清华园。然而，由于毛泽东直到凌晨方才入睡，原定的上午11时启程计划未能实施。正如其身边工作人员所回忆：“前一日夜晚，毛泽东审阅完最后一批文件，伫立窗前，凝视着夜幕低垂的天空，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沉思着李自成入主北京的历史悲剧，这是他近日来萦绕心头的问题。直至3月23日凌晨三四点，毛泽东方才上床休息。”翌日中午醒来，用餐后，他与周恩来于23日下午两点半左右出发。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则依照原计划，于上午11时启程，当天直接抵达保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