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每年的夏日，中央的领导及其家人都会选择前往北戴河进行避暑与休憩。由于保密措施的实施，这一习惯引发了外界诸多不实的猜测。张宝昌，一位曾担任中直机关北戴河暑期办公室浴场组长的人士，亲身参与了五浴场的接待与服务工作。他依据个人经历，向我们娓娓道出了那个时期的真实情形——
▲毛泽东、刘少奇北戴河
首长爱好各异
五浴场曾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等众多中央领导及其家属常去之地，那里是他们游泳、观赏海景、漫步和休憩的固定场所。
在1954年至1962年期间，毛主席频繁前往北戴河，除偶尔会见外宾、参与会议外，他的主要活动集中在游泳、阅读或是于沙滩的敞篷休息。在五浴场，他的停留时间尤为长久，所住的房间亦相对宽敞。室内设施包括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两张舒适的靠背沙发，以及不足八平方米的浴室。毛主席时常躺在床上阅读数小时，亦或是在游泳沐浴后，于床上小憩片刻。有时，他便会坐在敞篷之下，一边悠然吸烟品茶，一边远眺大海，静心沉思。据毛主席的警卫封耀松回忆，毛主席那首气势磅礴的诗词《浪淘沙·北戴河》正是源于他在北戴河的所思所感。
▲1954年夏日，毛泽东与其子女李讷、李敏、毛远新一同悠然漫步于北戴河的海滩之上。
那些岁月里，我有幸与大家一同陪伴毛主席在海中畅游，历时长达两小时四十分钟。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海面清澈见底，风平浪静。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员、游泳班的战友、医生与护士，皆随他一同在水中穿梭，气氛欢快。毛主席心情愉悦，全然按照自己的泳姿，时而仰泳，时而漂浮海面吸烟，显得格外自在。游泳时间一长，便登上海上固定平台稍作休息，抽上一支烟，品上一杯茶，稍作歇息后再潜入水中游上数小时。
“你们的饮食和住宿条件如何？夜晚风浪喧嚣，你们能入睡吗？你们感到害怕吗？若晚上遭遇台风，又该如何应对？浪涛涌来时，你们都睡着了怎么办？”对于这些细微之处，毛主席的询问显得格外细致入微。当他看到我们辛勤工作，便对管理员张国兴说：“用我的工资买些螃蟹来款待他们。”于是，张国兴便购买了两大桶螃蟹，煮好后送到大食堂，供我们享用。
1954年夏日，刘少奇同志与夫人王光美女士，偕同子女们一同前往北戴河海滨畅游。
那时的夏日，中办北戴河管理处往往会邀请国家游泳队的几位女运动员，专程前来教导在此度假的首长们及孩子们学习游泳。刘少奇一脉亦常造访北戴河。刘少奇的子女分居各地工作，每年北戴河的休假便成了他们全家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光。
刘少奇先生游泳的次数并不多，通常只在晴朗的天气且时间宽裕时才会下水。然而，他很少选择在专属的休息室中稍作歇息，而是习惯性地先步入大厅，点上一支烟，小饮一杯，随后便投身于水中。警卫人员和游泳班的同事们会陪伴他一同下水，而他游泳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半小时左右。游毕，他会迅速冲个澡，稍作休憩，换上衣物，然后返回住所。在风和日丽的时光里，刘少奇亦乐于坐在沙滩之上，与孩子们一同嬉戏，捕捉小螃蟹，堆砌沙堡。
周总理因早年于延安时期不慎落马摔伤，导致胳膊无法伸直用力，因此不擅长游泳。然而，他的住处恰巧临近三浴场，故而有时便会前往那里休憩，或是审阅文件，或是与人交谈。尽管如此，他总会利用空闲时间前往五浴场一游，毕竟那里聚集了主要的首长们。他的到访，一来是为了检查安全状况，二来则是为了激励工作人员在办事时务必细致入微。例如，他会遵照保健医的建议，让工作人员准备一瓶茅台酒，供有需要的首长适量饮用，以驱散寒意。
1955年，朱德与外孙刘建游北戴河。
在“文革”来临之前，朱德总司令倘若没有外地会议的行程，几乎每年的夏日都会来到北戴河。在中央的领导层中，他是最早抵达北戴河的，也是最晚离去的。在五浴场，他的主要活动便是游泳，偶尔与秘书对弈几局棋，或者与友人交谈，有时甚至一天内会下水两次。朱总司令言语不多，为确保每日都能畅游，他总是天不亮便起床阅读文件。他是一位极富亲和力的长者，虽然话语稀少，却总是深切体谅他人的辛劳。有一次，朱德总司令主动提议与大家合影留念。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令我们每个人都深受感动。
陈云的健康状况欠佳，肠胃对寒凉颇为敏感，因此很少深入海域，通常只是漫步于沙滩，偶尔驻足片刻，啜饮几口清水，信步闲逛。自1958年以来，他愈发鲜少造访北戴河，大多数时光选择了前往南方进行疗养。
1951年，宋庆龄莅临北戴河，与志愿军战士亲切交谈。
陈毅无论身在何处，总受到人们的喜爱，与他交谈，与之玩笑。彼时，他身为外交部部长兼副总理，外事事务繁重，每当其他首长前往北戴河，他往往留驻北京，履行“看家”职责。然而，每当闲暇之际，他便会清晨搭乘火车前往北戴河，傍晚又乘车返回北京。他对大海情有独钟，喜爱漫步于海滨，更乐于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某日，他踏足五浴场，头顶一顶礼帽，身着乳白色西装，系着一条黑色领带，墨镜遮面，脚踩一双时下流行的国外白色软塑料凉鞋（颇具时尚感）。他询问我们：“你们见过这样的鞋子吗？”我们笑着回答：“未曾。”旁观的夫人们也调侃道：“陈老总，您看上去不像中国人，倒像是一位西方的富翁。”此言一出，众人皆笑。他心情愉悦地走下台阶，却不料一脚踩入沙滩，凉鞋内瞬间灌满了沙子。“哎呀！哎呀！这可不行！”他急忙跑回台阶，坐在椅子上，迅速脱下凉鞋，倒出沙子。每当首长放松时，总是如此随和、幽默。
1971年9月2日，陈毅元帅与聂荣臻元帅于北戴河相聚。
邓小平、杨尚昆、罗瑞卿均钟爱游泳，精力充沛，常在五浴场畅游。由于缺乏专属的休息空间，他们仅能使用专为冲澡而设的小房间，因此总是迅速更衣、快速洗净、迅速离去。邓小平与罗瑞卿亦热衷于打桥牌，两人结为固定的牌友，每次游泳之后，便会一同前往北戴河俱乐部切磋牌技。
杨尚昆的爱好主要集中于游泳，其泳技高超，即便面对狂风巨浪亦无所畏惧。此外，他还有一项规定，无论身份如何，每个人均需自费购买冰淇淋（每年夏季，总特灶的西餐厨师会与我们一起前往北戴河，亲手制作冰淇淋），售价仅为成本价的两毛一枚。
1954年，周总理与毛主席于北戴河之滨，畅谈风生。
“小二拍照，从不吝啬成本。”
在北戴河的工作使命艰巨，虽付出艰辛，然而首长们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均铭记在心。我们的饮食标准甚至超越了首长们，许多物品他们还需自费购置。对工作人员的关怀，首长们无不细致入微，体贴周到。
首长夫人活动于五浴场。
江青虽不常涉水，然遇晴空万里、水温宜人之际，她总会提前来电咨询，亦或是我们告知她哪日游泳为宜。当时江青身体并非强健，其对游泳的条件要求也相对其他夫人更为严格。譬如，她下水时，担忧脚部受刺，便特意穿着一双厚实的白色软底布鞋。她的游泳时间并不长，需有救护班的人员在她身后携带着救生圈随行，但又不得过于贴近。尽管她具备游泳技能，但速度较慢，且有其他会游泳的女同志陪伴一同游动。游泳结束后，除了淋浴之外，她还特地请理发师为她洗头并吹干，随后便前往休息。
这套流程的完成时间甚至超过了游泳本身。若是她选择在午后抵达，那么在五浴场度过一个下午几乎是必然的。那时的她性情温和，在浴场中从不失态，偶尔对工作人员投以点头微笑，显得格外亲切。
刘少奇、王光美及家人于北戴河。
王光美与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均擅泳技，她们常于海滨沙滩上谈天说地，谈得甚是融洽。即便王光美当时已怀胎七月，她依旧毫不矫揉造作，毅然投身海中畅游。游泳归来，她便在沙滩上晒起了太阳，与朱仲丽畅谈，话题涵盖家人琐事、衣着打扮等，尽显女性之间的家常闲谈。
1958年，邓颖超北戴河海滩留影
郝治平女士偶尔会游泳，却非频繁之举。至于其他夫人，我未曾目睹她们踏入海域。邓颖超女士与五浴场相距较远，鲜少造访，她最多只在三浴场漫步，与周总理闲谈几句。
康克清未曾涉足深海，只是在海滨漫步，享受阳光的沐浴，带着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偶尔会等待朱德一同归家。蔡畅同样不擅长游泳，她时常带着两个外孙在沙滩上漫步，观赏他们的欢乐玩耍。蔡畅，这位性格随和的长者，在北戴河期间，常常邀请任弼时的遗孀陈琮英及其子女到家中做客。
朱德与夫人亦深怀关切，对陈琮英一家的关照无微不至。在北戴河期间，他们常与陈琮英一家聚首、谈心。中央每年均安排陈琮英及其子女前往北戴河度假，杨尚昆特别批准，仅在她需受款待之际方予以接待，并在适当之时给予特别的关照，部分费用亦予以免除。
1955年8月，彭真及其夫人张洁清一同漫步于北戴河的海滨。
总体而言，首长们莅临北戴河，除了公务之外，游泳和休息占据了主要行程。在闲暇时光，他们的姿态与常人无异，自然流露着人性之光，同时他们亦十分节俭，从未有过公款接待的情况。
（原文摘自《作家文摘》2018年第七期合订本）
北戴河高干生活
程 丹
程欣（第四位）、程瑜（第二位）、程玉（幼女）、程熙（长女）、程文（第三位）、程丹（第五位）。
北戴河，这片宁静之地，曾是我国中央首长们夏日休憩的所在。在这份闲适的氛围中，首长们得以休养生息，而他们的子女则在此沙滩嬉戏、茁壮成长，留下了无数珍贵的记忆。
北戴河，如今不过是众多旅游胜地中颇为常见的一员。然而，回溯至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它却正值辉煌的黄金岁月。那段时光里，这片海滩承载了无数人的美好回忆。
2014年9月，《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记者对程潜之女程丹进行了采访，她借此机会讲述了那段在北戴河度过的难忘暑期时光。
北戴河如搬家般。
夏日里，前往北戴河度假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年的暑假，我们全家都会搬迁至北戴河，度过一个月左右的时光，而最长的一次逗留甚至超过四十天。因此，每次北戴河之行，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搬家一般，被褥、床单、蚊帐、衣物、小凳子等，样样都得自己携带。除了我们全家，随行的还有秘书、司机、厨师以及警卫员，包括杨秘书、汪秘书、谢秘书、厨师刘哥、陈哥哥，还有两位来自北京的警卫员，可谓是一场全家大迁徙。这一切的安排和调度都由阿婆一手操持，刘哥则与阿婆核对账目，就如同在北京时一般。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公路交通尚未充分发展。那时，若欲前往北戴河，唯有乘坐火车，行程需耗时近八九个小时。然而，司机还需将汽车驶至北戴河。
北戴河的海域，仅东海滩、中海滩与西海滩三处为国务院所辖。向西延伸，则是中办的区域，毛泽东、林彪等高层领导均寓居于西山，中央会议亦多在此召开。西山地区的安保工作严密，未经许可，无人可擅自进入。即便获得许可，也只能乘坐专车抵达景点，游玩结束后再由专车送返。在中海滩与西海滩之间，外交部拥有一片专属海滩，作为外国使领馆人员休憩之地。我家后方正邻丹麦大使官邸，时常能听到外国姑娘们用外语交谈，虽听不懂，却也增添了几分异域风情。
国务院设于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居民区相距甚远。于海滩之上，你便能远眺山巅上劳作的红薯种植农户。由于北戴河的居民无法踏入此海滩，因此这片海域便始终仅限于寥寥数户人家。
邻里地位相当
国务院旁的海滩之上，座落着众多精致的小别墅，这些便是国务院的宿舍区，其分配依据官员的级别与家庭人数。入住由国务院精心安排的海滨别墅，邻里无疑也都是身份相仿的世家。毕竟，级别越高者，所居之地越靠近碧波荡漾的海岸。能够获得国务院分配的别墅，至少是正部级乃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或是享有同等待遇的杰出人士。例如，沈钧儒先生的儿子沈叔羊便是我们邻里之中的一员。
据姐姐们所述，起初我们的住所被分配到了东海滩。在那里，下方是何香凝与贺龙的家，上方则是沈钧儒的宅邸。附近似乎还居住着几位元帅和大将，只是交往不多，现已记忆模糊。
漫步于海岸线，便会不期而遇这些杰出的领导人。当我们在沙滩上嬉戏时，陈毅、贺龙、萧劲光等一众元帅与大将，偶尔也会偶然相遇。犹记得，陈毅夫人张茜携女儿前来寻廖承志欢聚，她的座驾在海边徘徊，我们便上前热情地打着招呼。
1959年，李济深先生辞世，我家随即搬入了他的旧居别墅，并迁至中海滩畔。自此，我们的邻居换成了新疆的包尔汉先生、民主人士史良女士、张治中将军，以及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将军、海军司令萧劲光将军等几位上将，还有李涛、傅钟等众多将领。在这片海滩上，时常能遇见众多文艺界人士。例如，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女士、《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先生等，他们的居住条件相对简陋，因我们的别墅紧邻海边，而他们则住在山上的公寓中。
海滨别墅，栋栋风格迥异，大小不一，布局更是千差万别。以我家为例，我们采用的是单层设计，中心区域设有宽敞的客厅，可供用餐；两侧则分布着卧室，一侧设有三间；总计约有七八间房屋。别墅后方还设有若干小屋，那是警卫的居所。整个别墅的面积大约在300平方米左右。我们常去的张治中先生的住所则是一座两层的小楼，面积似乎更为宽敞。从海滩上便能望见保安与便衣在山丘之上巡逻。得益于周到的安保措施，夜晚我们睡觉时甚至无需关门。
供不应求
在饮食方面，各家的习惯各不相同。以我家为例，我们通常会雇佣私人厨师，因此家中烹饪成为我们的主要选择。同样，我家附近的张治中先生也聘请了私人厨师，自行料理膳食。此外，他们还设立了食堂。对于那些没有私人厨师的家庭，他们便会选择在食堂用餐。食堂的菜肴丰富多样，海鲜应有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和蒋光鼐两家并未自备厨师，他们选择在北戴河的国务院食堂用餐。北戴河地区设有数个国务院食堂，每个聚集区都配备了一个。当家中厨师难以创新菜肴时，我们便会前往食堂就餐。食堂使用餐券，价格相当实惠。
即便是在家中自行烹调，食材的采购也必至国务院指定的供应站。国务院设有专门的服务机构，负责统筹所有相关事务。举例而言，我们家的厨师清晨选购海鲜时，便可在专设的供应点轻松完成。
坐落于中海滩畔的起士林西餐厅，是一家颇具特色的俄式西餐厅，其装潢风格与京城内的莫斯科餐厅相映成趣，成为了众多食客的聚餐首选之地。在这家餐厅中，消费需自付现金，无法使用餐券。我曾在此与罗瑞卿、萧劲光等历史人物相遇，而不少聚会亦由我父亲主持，邀请宾客共享美食。在这家餐厅，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以及奶油烤鱼等菜肴尤为受欢迎。此外，起士林西餐厅还提供一种冰激凌汽水，这种饮品在当时颇受欢迎，仿佛至今仍能觅得踪迹。在我的记忆中，这种冰淇淋汽水价格并不昂贵，足以用零花钱轻松购买，我常常光顾此处！
对于我们这些孩童而言，暑假一到，便纷纷涌向北戴河，享受美食与乐趣。大多数情况下，全家人同行，有时我们孩子先行一步，而父亲稍后几天抵达，但只要身边有厨师相伴，便不会影响我们的饮食与玩乐。即便在困难时期，北戴河的供应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大人串门少。
孩子们日常的生活便是以食为天，以游乐为乐。早餐过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奔向大海，投身于游泳的欢乐之中，或在沙滩上尽情嬉戏。更有趣的是，我们还有机会在海边体验钓鱼的乐趣。
就海滩质量而言，西海滩堪称翘楚，中海滩紧随其后，而东海滩则以汹涌的波浪著称。西海滩风平浪静，且拥有一道海堤，有效消弭了海浪，成为游泳的理想之地。
临近正午时分，我们便步入浴室沐浴，随后回家享用午餐。午餐过后，我们便进入梦乡，一觉沉睡至三四点钟。醒来后，或是漫步海滩，或是挥洒牌技，享受轻松时光，直至晚餐时分。而这段时间，通常是我们的作业时间。
夜幕低垂，偶有闲暇，便与友伴携手，于黑暗中畅游。孩童们自发结群，探险于人称“怪楼”的神秘之地。夜半时分，他们手执电筒，逐家走访，唤醒熟睡的邻里，一同赶往鸽子窝，翘首以盼日出的壮丽景致。
此处汇聚了电影院、理发室等各式设施，宛如今日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虽不及现今之奢华，却已生活所需一应俱全。我记得，每隔一日便有电影上映。放映的大多是国内影片，偶尔也会有一两部香港电影。每当傍晚时分，电影院便会来电告知当夜将放映的电影，若大家有意观看，只需吩咐司机驾车接送，或是直接派车至影院即可。
在北戴河悠长的一个月假期里，孩子们尽情休憩，大人们亦鲜少谈及公务，沉浸在假期的悠闲氛围之中。大人之间走动较少，尤其在政治气氛紧张之际，更显得格外谨慎，而我们这群孩子却自然而然地相互往来，不少孩子因而结成了友谊。张治中、包尔汉、李涛、傅钟等几家与我们同住一隅，孩子们之间玩得亲密无间，返京后仍保持联系，更有甚者，彼此间还发展出了情愫。
那年的夏季，我们最后一次踏上了北戴河的休假之旅。彼时，心中满怀期待，坚信明年定会重逢这片乐土。于是，我们将小板凳、游泳圈、肥皂等必备物品留在了北戴河的小别墅，未曾料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风潮席卷而来，自那以后，我们便再也没有回到过北戴河的温馨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