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承光
01
我对于叶群的形象,源自于一张照片,该照拍摄于六十年代初,记录了林彪在公园休闲漫步的情景。林彪身着一套朴素的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帽子,身旁陪伴着一位着装简洁的妇女。
他们与众多游客一同悠然漫步,旁人难以察觉到周围竟有特殊的安保人员驻守。
昔日,我国领袖人物的画像遍陈公共场所,居中高悬的乃毛主席之尊容,而其两侧则依次是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以及总书记邓小平的画像。
他们的大多数面孔,民众皆耳熟能详,这得益于他们在报纸和画报上的频繁露面。然而,陈云与林彪却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们的夫人更是难得一见。
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被迫停课,投身革命。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子们纷纷奔走相告,无论首长接见讲话的地点在哪里,他们总是不辞辛劳地前往观看与聆听。
鉴于我的父亲邱会作在军队任职,我对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接待军队院校师生的事件尤为关注。得知相关信息后,便会立即前往。在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远远地辨认出了叶群,她是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
1967年1月,我的父亲不幸遭遇造反派的连续暴力冲突,身受重伤。在命悬一线之际,叶群遵照林彪的手令将他救出,安排至西山进行疗养。西山,作为中央军委战时的指挥中心,乃一军事禁地。
我们全家由衷地感激作出这项决策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同样对促成此事的叶剑英以及深夜赶到总后勤部大院迎接人员的叶群表示深深的谢意。
1967年三月末,周总理、叶剑英等领导人于总后勤部礼堂召集了一次干部大会,正式宣告中央以及中央军委关于我父亲恢复职位的决定。
那是一个晚春的夜晚,天色已深。我正站在总后大院的家门口,忽见一辆小轿车缓缓驶至,停稳后,有人走下车来,询问此处是否为邱部长的府邸。
我说了是,可他不在家。
问:你母亲在吗?
我说在。
邱会作与胡敏
他转身打开车门,一位中年妇女轻盈地走下车来,定睛一看,竟是叶群。
她问:“你是老几?”
她猜出了我是谁。
我说:“是老二。”
“客人来了!”引叶群入室。
叶群见到迎上前来的我母亲,微笑着说道:“特意过来看看你,还有孩子,同时也想一睹你们温馨的家。”
叶群随母亲观瞧。
“你家很朴素啊。”
她坐下,与我的母亲开始交谈,话题涉及的都是日常琐事和家庭生活,全然没有涉及一丝“政治”的意味。她以标准的北京口音普通话发言,言谈之间透露出亲切与和善。
叶群缺乏当时“中央领导”的威严气质,她的模样显得平易近人,宛如日常生活中的一位来访的邻居阿姨。
叶群在座上逗留了将近一小时,便即将离席。在她正要起身之际,我适时地拿出了我的《毛主席语录》,恳请她赐予墨宝。
此举显得唐突。
叶群对此并无介怀,接过语录本后,她在扉页上题写了“读毛主席的书”,并在下方署上了“叶宜敬”的名字。
我深感意外,她似乎洞悉了我的心思,随即透露道,这曾是她在投身革命之前所使用的本名。
事后方知,叶群,1920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声名显赫的望族。她的童年便随父亲迁至北京,就读于小学,成绩斐然。青少年时期,她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3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读期间,她积极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次年年初,她转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顺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8年,她前往延安,曾担任中国女子大学组织教育科学科长一职。
她的资历远超常人的想象,早在抗战爆发前,她便已成为红军队伍中的“老革命”。
02
在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母亲携我们离家,目的地是毛家湾,那是林彪的住所。
自幼我便对那片区域耳熟能详,只因我所在的北京四中与它仅一步之遥。每日放学归家,我总需途经那地。
在高考前夕,我们的体检是在平安里医院进行的,这家医院与林彪元帅曾居住的毛家湾仅一墙之隔。体检过程中,同学们纷纷议论,隔壁就住着那位以年轻之姿、勇猛之态闻名于世的林彪元帅。
如今重返毛家湾,发现平安里医院已迁址,此处已被中央警卫团接管。
踏入房门,叶群热情地迎上前来,引领我们至一间布置简朴的客厅。
叶群向我的母亲提及,她与邱部长频繁相聚,与家人聚首的时光相对较少,因此特意邀请我们前来,共度一段欢聚时光。
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为了强化对军队的领导,中央设立了军委“四人小组”(即军委办事组的先导),该小组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和叶群四位成员组成,而我的父亲与其中一位同列,自此成为了同事。
林立衡、叶群、林彪、林立果
那日,与会的还有林立衡,亦称林豆豆。昔日,我在报纸上拜读过她追忆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散文,文革初期亦曾阅读过她撰写的《爸爸教我写文章》,从而得知她曾在空军报社供职。
初至彼处,林立果向我母亲致以诚挚的问候,旋即离去。
他乃北京大学之学子,亦曾就读于北京四中,比我高一年级。我与他的相识已久,只是未曾有过直面交谈的机会。
他好奇地询问:“你曾在清华就读?记得我们在四中相识的场景。”
林立果身着空军制服。记得我曾在北京大学观摩大字报时,得知他已告别校园,投身空军,投身于军队的行列。
在与母亲交谈之际,我让九岁的妹妹一同加入,询问她在家中都有哪些活动。
随着大学、中学乃至小学的纷纷停课,妹妹失去了课堂的温暖,偶尔她会与一群孩子聚在一起,欢快地唱歌跳舞,化身于传扬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
叶群听闻此言,遂转向旁边的林豆豆吩咐道:“为她挑选几本书籍阅读,务必是优秀的作品。一个人自幼年起,便应潜心于书本与知识的海洋,切莫虚度光阴。”
叶群口中的“好书”指的是什么?我对此充满好奇。当时流行赠送那些印制精美的毛泽东著作集或是赞美“红太阳”的书籍,这些书籍既是忠诚的象征,也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每天清晨,人们会举起《毛主席语录》进行“早请示”,而在“天天读”的活动中,则必须阅读几段毛主席的著作,有时甚至需要背诵。
数日之后,如约而至的是几册书籍,它们虽略显陈旧,却出自文革之前,是专为儿童编纂的读物。
我曾记得,那些《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白洋淀》的篇章,以及那些未能完整成册的《十万个为什么》书籍。
我随手取过一册,只见其书脊上贴有公共藏书专用的编号标签,而部分封面上则清晰印有“空政图书馆”或“空军报”的显著标识。
我依旧清晰地记得《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的故事梗概。那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个暑假,这本读物被学校指定为课外阅读材料。书中生动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北方农村一群年轻孩子的日常生活。
书中有一幕情景令我难以忘怀:孩童们毅然脱下自家的布鞋,一只接一只地垫高村子旁铁路转弯处的内侧铁轨,成功使疾驰而过的日军军用列车发生颠覆。由此,他们被赞誉为“抗日小英雄”。
随后,叶群再度赠送了若干用于学习毛笔书法的字帖,以及她亲手书写的几幅条幅。其中,有几幅是特意为我妹妹准备的,具体所书内容我已记不太清晰,但无不蕴含着激励奋发学习、铭记古训的座右铭。
叶群的书法字迹工整且颇具美感,力透纸背,初见之下,颇似柳体之作。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布局规整,排列有序,乍看之下,宛如一件书法佳作。然而,当我仔细审视,发现这些字迹在书写之前,竟是以铅笔轻轻勾勒出了网格,待毛笔字书写完成后,又将其擦拭而去,留下的某些地方,依稀可见那些网格的痕迹。
书法佳作之成,实需深厚功力,非朝夕之功可达成。然而,叶群之用心致志,勤奋不辍,竟让我为之惊叹。
岁月如梭,然而那段记忆却始终鲜明。那时,无论是挂在墙上的,还是印刷在书页间的,所有激励人们勤奋学习的警句,无一不源于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直至瞥见叶群所书之字,那些曾被视为“四旧”和“封资修”的言论,竟让我感到新奇无比。
自那之后,我刻意搜寻并阅读了大量中外历史与哲学理论著作,确保在那个时代里,我没有虚度分毫时光。
03
在那个年代,每隔三四个月,叶群便会邀请我们至她府上做客,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观影,影片多以国产佳作和港片为主。
在那个文革时期,文化生活的匮乏尤为明显,然而,那却是令我无比憧憬的时代。
在休息间隙,我与叶群以及母亲交谈,话题多围绕生活与健康展开。母亲作为一名资深的医生,我们之间的对话总是那么投契。
我所目睹的叶群,总是身着军装。记得有一次,我母亲称赞她的衬衣色彩甚佳,叶群随即解开军装的上几颗扣子,露出了一件无袖的“假领子”。
叶群轻声笑道:“如此一来既省事又易于清洗,只是穿上时得格外留心,切莫露出马脚。”
那一年春节,正值1968年,母亲携我们一同前往叶群家中拜访。客厅内稍作逗留,一位工作人员悄声向叶群耳语数语。叶群便对我说:“首长有请,前去询问一下学校的近况。”
踏入一间宽敞的、约三十平方米的长形会客厅,室内显得略显空旷,仅有两套略显陈旧的沙发面对面地摆放,周围再无其他装饰。
林彪坐着,我甚是拘束。
他轻挥手势,示意我坐在他身旁,眼中流露出和煦的光芒,那目光安抚了我紧绷的情绪。林彪随即询问起清华大学的情况,关切地询问学生们正忙于何事。
我大致概述了相关情况,并提及了校内那些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势力。
“如此行径不妥。”其脸上不禁流露出几许不悦之色。
我们交谈了约莫二十分钟,此时内勤人员步入室内,告知我需外出用餐。
他手托着一盘佳肴,盘内摆放着一只普通的保温杯,以及用以擦手的毛巾和一套餐具。随着他将保温杯轻轻放置于茶几之上,并缓缓揭开盖子,一股热气腾腾的气息随之散出,只见杯中泡着的是用白开水精心泡制的白面馒头。
我被人引至餐厅,只见叶群正陪伴着我的母亲和弟妹在那里等候。
餐桌上陈列着四碟佳肴,分别是青椒肉丝、西红柿炒蛋、炒白菜,以及红烧对虾。
叶群:“咱自己,简单说。”
豆豆笑着说道:“平日里并未如此丰盛,今日特别多加了几道佳肴。”她伸出手指,指向那盘色泽诱人的红烧对虾。
夜幕低垂,观影归来之际,叶群执意将我们送至门口,她轻声说道:“老二十分明理,且机敏过人。”我想,她这番话应是针对方才林彪与我交谈那幕所发。
04
1968年4月6日的凌晨四时左右,我于睡梦中被父亲唤醒。他询问我在学校是否曾传播有关中央文革的负面言论。
提及春节拜访林彪家时的情形,我曾提及过造反派的相关状况。近期,由于肝脏检查指标异常偏高,我不得不居家休养,因而未曾重返校园。
父亲严肃地叮嘱我:“别再给我添乱,离我远些!”
清晨7时整,我匆匆踏上前往西郊机场的路程,随后乘坐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的航班,从北京启程返回长沙。抵达后,我转至驻扎于广东的解放军第四十二军,以“程光”的谐音代替真名,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锻炼。
我由此踏上了军旅之路,这一改变我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背后有着叶群的身影。这一点,是我后来方才逐渐明了的。
在1968年4月5日的深夜,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突然出示了一摞文件,宣称:
“邱会作之子,身为清华大学反对中央文革运动的领军人物,理应被依法逮捕并绳之以法。”
先前,江青曾运用此手法整治“联动”红卫兵团体,并拘捕了董必武等众多高级干部的子女,将他们囚禁于监狱之中,遭受残酷折磨。
叶群应对江青追查时,机智回应。
“老邱的儿子早已投身军旅,目前并不在北京。”
江青哑口无言。
事后,我得知叶群曾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温玉成示意,要求他对清华大学的相关负责人传达一条口信:请勿过分追究老邱之子的问题。
我依旧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在部队中,除了师长和团长的核心领导知晓我的身份,其他人对我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学生身份一无所知。这种情形既确保了我的安全,又避免了特殊待遇,使我得以在艰苦的军旅生活中得到锻炼。尽管部队生活艰辛异常,但与那些被江青点名而被迫入狱的干部子女相比,我的境遇已经好得多。
自1969年始,高校学子们步入分配生涯。得益于他人的关照,我的档案亦与分配至广州军区的同龄学子们的档案一同,从校园转送至部队的干部管理部门。如此一来,江青掀起的那场抓捕风波终于得以避开。
05
在服役半年之后,我得以调任至团政治处担任见习的宣传干事。自此,我拥有了休假的权利。每当每年假期回到北京,总会有一两次机会被叶群邀请,母亲便带着孩子们一同前往毛家湾。在那里,我们通常只是游玩一番,偶尔还会观看电影。
叶群亦然,对待其他高级干部亦持此态度,其中不乏从外地来京的军队领导及其眷属。
每次与叶群相遇,她总会与我交谈几句,关切地询问我在军中服役的近况及部队里的点点滴滴。
1970年七月下旬,正值休假期间,我顺便为部队处理了一些事务,重返北京。一进门,便见母亲正与北戴河通电话,得知叶群等人正身处彼处。电话中,母亲与叶群谈及了我哥哥的婚事。
我未来的嫂嫂名叫张克非,她乃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千金。
1967年的“一月风暴”期间,张部长遭受了矿业学院造反派的残忍对待,终被其活生生杀害。他的遗体颈部遗留明显的勒痕,脑后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血洞,额头亦遭受重击,形成凹陷。全身遍布着无数伤口,大小不等、形状各异,共计三十多处。其中,背部的创伤尤为严重,那是一刀刀切割而成的,可谓“千刀万剐”的酷刑。
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指出张霖之是“刘少奇在煤炭领域的代表”。造反派宣称其“自杀”,意指其与人民断绝了联系。
这位文革时期的遇难者壮烈捐躯之际,我耳畔响起了不同的声音。
我的友人,王秉璋之子曾提及,林彪曾对王秉璋直言:
“无需畏惧造反派!张霖之正是因他不畏造反派,反遭不幸而离世。”
在解放战争期间,王任担任二野11纵队的司令员,而张霖之则担任政委。张霖之未曾曾是林彪麾下的将领,然而林彪竟如此评价,足见他对遭受造反派迫害者的深切同情。
尽管如此,在那个特定情境下,我哥哥的婚事似乎已无望继续,只因牵涉到为一位曾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部长鸣不平。
然而,至1970年夏日,情形发生了转机。我的父亲孜孜不倦地寻求解决方案,叶群亦给予大力协助。他们成功地说服了周恩来,提出了以“内部结论”的方式来妥善处理此事。
1970年7月29日,夜幕尚未完全褪去,已至子夜时分,父亲却意外地提前归家。他告知我,待明日晨曦初露,你需前往克非家中拜访,转达一句:“总理已经审批了她们家的事宜。”
父亲向我转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内容,其中关键语句现已收录在《周恩来文选》之中。
“张霖之在武斗与逼供的漩涡中不幸离世……张霖之同志的离世应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范畴。张霖之同志的家属及其子女,不应受到任何牵连,理应被视为革命干部的家属予以关照……”
清晨六时许,我便抵达了位于西单附近的小酱房胡同29号的张宅。那时,胡同中尚无人迹,我敲响了院落的大门,却久久无人应答。无奈之下,我只好翻越院墙,悄无声息地进入了院内。
慌乱的保姆为我迅速打开了房门,先前躲藏的张部长夫人李蕴华便走了出来,她误以为是有造反派前来找她的麻烦。
我向李姨传达了周恩来总理批示的主要内容,她听后显得十分激动。在她稍微平复情绪之后,她突然提问,为何不直接提及“平反”,而是没有明确指出“张霖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
我遵照父亲的指示行事,这实则是对过往不公的纠正,目前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返回家中后,我便将李姨所言的“不过硬”一语转告给了父亲。
第三日恰逢“八一”建军节前夕,军委办事组特地于首都体育馆邀请周恩来观看表演,以助其得以休憩。次日周一,他造访我父母时,便询问起此事。
“路光和克非结婚了吗?”
叶群,刚刚自北戴河匆忙归来,便即刻投入到八一庆祝活动的筹备之中,她感慨地说:
“孩子们尚在异地,老邱忧虑总理的这种批复不够扎实。”
我父亲说:
请总理批示。
周恩来语气坚定地强调:“孩子们的学习不容耽搁。”言毕,他迅速挥毫,撰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
06
1971年盛夏的尾声,我再次踏上了归乡的路途。团里即将选拔一名干部,这位干部来自我国东北的辽宁地区,他面临一些家庭状况需要外部调查与核实。通常,此类任务会在成员出差或探亲期间顺带完成。而这次,部队选中了我来执行这项任务。
如此一来,我在完成工作后休假期间,因往返北京而得以在家多停留了几日。期间,我发现母亲频繁与北戴河的叶群通电话,通话内容多围绕林豆豆的婚事展开。
8月4日,母亲不期而发,告知叶群已从北戴河返程,为治病而来。她与父亲决定一同前去看望,并特地叮嘱我也一同前往。
在汽车内,父亲与母亲商定,因他事务繁重,需先行一步,遂嘱托我母亲暂留片刻,以免有失礼仪之嫌。
果然,父亲抵达目的地后,与叶群简短地交换了几句寒暄,便礼貌地起身告辞。
叶群向母亲透露,豆豆已有了男友,他乃广州军区第四十二军的一名军医。她恳请母亲过目,并了解一下他的业务能力。
我自称属于四十二军,叶群回应道,真的吗?或许你们之间有所相识。
自左而右:谭厚兰、王大宾、叶群、李讷、林豆豆。
林豆豆与一位年轻男士并肩而至,叶群随即为之介绍,这位男士便是小张医生。
母亲一询问,我方才意识到这竟是个巧合,原来他竟是我所属的一二四师师医院的医务所长。尽管我在下属的团部,但终究同属一个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般的敦厚老实。
众人交谈片刻后,叶群投来一个眼色,我母亲随即与小张展开了一场关于医学的深入讨论,他应对自如,言辞流畅。
我母亲极其看重临床实践,便询问他:“你是否曾遭遇过罕见且棘手的病症,并成功进行了处理?”
小张回忆道,在一次为地方民众提供的巡回医疗服务中,他遇到了一位腹部极度膨胀、生命垂危的老年妇女。经过一系列的化验检查,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属正常。然而,在问诊过程中,患者表情愤懑,不愿开口,家属们则只是默默哭泣。经过深入了解,小张得知,患者在几天前与儿子和儿媳发生争吵后,病情突然恶化。尽管她四处寻医问药,但病情并未有所好转。于是,小张医生决定采用针灸治疗。在几针下去之后,他还请儿子和儿媳好言相劝。不久,患者腹中传来一阵咕噜声,终于排出了一些气体……
叶群问:“是虚恭吗?”
小张欲言又止,未曾发声。母亲便笑着解释道:“这不过是排气,排便即是拉屎,而所谓‘虚恭’,不过是中医对放屁的一种雅称罢了。”
小张脸颊泛起红晕,提及病患腹部明显塌陷,随后独自踏上了归途。
母亲点评道,老太太因与儿子媳妇争执而情绪激动,导致精神受到冲击,进而影响了肠子的正常蠕动,使得消化道内积聚了滞气,形成鼓胀。在这种情况下,药物的作用难以迅速显现,此时应以安抚心灵为主,针灸治疗为辅。待患者腹中的气得以排出,病情自然会得到缓解。
母亲赞许地看向小张,说道:“治病之道,关键在于精准识别病因,针对病症进行治疗,你做得非常出色。”
母亲对叶群说:
“小张不仅具备西医的基础知识,而且对中医也有深入了解,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具备极高的悟性。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这正是他最为关键的优势。”
叶群闻言笑意盈盈。
07
1971年9月,那场突如其来的“九一三事件”彻底改写了我一生的轨迹。
我自部队被押解至广州,接受所谓的“学习班”培训,实则是一场审问。与我同行的,还有我们团中一位二十余岁的孙姓副连长,他时任三营炮连的副职。
我熟识这位1968年应征入伍的战士,他曾是班长。在一场上级组织的实弹射击检查中,他凭借82毫米无后坐力炮的精准射击,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位首长便指着三四百米外的一棵孤立树木,指示他:“击毁敌人的‘火力点’。”他毫不犹豫地开炮,随着爆炸的火光闪现,那棵树干应声拦腰折断。自此,他得以晋升为排长,并担任副连长的职务。
我简直无法想象,他与“九一三”事件之间竟存在何种关联。
面对批斗的浪潮,伴随着“划清界限,彻底交代”的阵阵呼喊,他唯有强忍心酸,苦笑以对。
经过十余日的“学习班”培训,随着陪同外宾赴广州的周恩来总理对军区领导作出指示,“不得干扰他们,对待孩子们应一视同仁”,我们方得以重返部队,恢复了日常的职责。
自那之后,我与那位副连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无所不谈。我好奇地询问他为何会遭受这样的“待遇”,他坦言,这与他与叶群有亲戚关系有关。
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和叶群的亲属们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审查。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搜捕工作做得异常缜密。直至被送至“学习班”,他才了解到自己涉嫌的所谓“罪行”竟源自自己的出身背景。
叶群的胞弟于1936年投身革命事业,至1949年晋升为解放军师级指挥官,不幸在战火中英勇捐躯。彼时,其妻子身怀六甲,遗腹子诞生后,便随母亲改嫁给了孙姓的一位干部。
母亲从未向孩子透露过此事,外界亦鲜有人知晓这桩“隐秘”,孩子便天真地以为继父便是他的亲生父亲。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专案组迅速挖掘出鲜为人知的叶家一脉,将其绳之以法。
问何时见叶群?
在那个1966年的寒冬,他正值中学时光,意外地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由于对这座城市毫无所知,他陷入了饥饿的困境,面临着在街头流浪的危机。在一家收容所中,他拨通了家中母亲的电话,焦急地等待着被安排返回。
翌日,一位军人前来与他相见,引领他至一所军队招待所安置住宿。期间,军人细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洗漱事宜亦一一安排周全。数日之后,在送他归家的前夕,那位军人于大厅之中不厌其烦地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留意到一位妇女从旁路过,目光停留在他身上许久。他的视线随之转移,她便转身离去。然而不久后,她再次经过此地,目光中流露出几分眷恋。由于只是一瞬而过,他以前对这位妇女身份始终无法确定,这一次,他被告知那次的相遇乃是“与叶群的秘密会面”。
这番话让我感慨良多。叶群在未获养父首肯的情形下,本可以轻易地认领未曾谋面的亲生骨肉,但她却选择了忍耐,不愿将这份突如其来的真相引入母亲及养父一家的平静与和谐生活之中。
尽管办案人员深知早年的遗腹子与二十多年后发生的“九一三”案并无关联,但他们仍执意将他牵扯进来,意图借此向上级展示清查工作的全面性,以期邀功请赏。
叶群相较于那些轻易揭开他人已愈合伤痛的人,显得更为出色。她不仅尊重他人的选择,而且待人宽厚,充满同理心。
由于难以寻觅到那位副连长的任何瑕疵,他不幸被冠以“政治历史”问题之名,因而接受处理并复员。在告别部队之际,他悄然与我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
他目前深感苦涩与尴尬,尽管养父身为军级干部,却难以给予儿子实质性的帮助。在寻找理想工作单位的过程中,屡遭婉拒。最终,他只得借助老战友的援手,得以在西北某城市谋得一份工人职位。
我庆幸他至少比我幸运,他拥有一个温暖的家,还有深爱着他的父母。相较之下,我对于父母的生死一无所知。
08
文化大革命终告落幕,十年时光匆匆,我终于得以与父母及那些历经磨难后幸存的人们重逢,林豆豆亦在其中。
那一年,父亲于1988年从西安的“保外就医”地返回北京省亲之际,林豆豆特地前来探望了父亲。
他们谈论时,叶群的名字总是频频被提及。在那场空前的批判浪潮中,她被众人视为最恶劣的女性,被认为是敌方派来的潜伏间谍。
林豆豆表示,叶群乃是毛泽东与朱德亲自促成的联姻,实则叶群本人本意并不如此,幸亏毛泽东等人倾力斡旋。
我深知,那时的所谓“工作”,实则成了“组织分配”与“强制”的同义词。
在一场与父亲的交谈中,豆豆透露了一丝忧虑,她认为叶群的行为不佳,这无形中给她的父亲带来了困扰。
父亲转移话题。
在林豆豆即将离去之际,瞧她父亲的神情,似乎有话想要私下对她说。我便退开几步,给了他们一些空间。
豆豆走后,我询问父亲有何话要说。
父亲言道,某些话语若单独对豆豆提起,或许更为适宜。他并不赞同豆豆的言论,认为那是对她母亲的误解,实则伤害了豆豆的父亲。
我问父亲,他说讲了三条。
首先,叶群固然存在不足,然而作为同样蒙受冤屈的一员,至今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真相仍未明朗,种种指控均缺乏依据,怎能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叶群?
其次,豆豆曾对叶群与江青过于频繁的交往表示不满,父亲对此进行了解释。他指出,这样的情况大多是由周恩来安排的,其目的是为了了解江青方面的详细情况,以便更好地应对。在这一方面,叶群为周恩来处理了许多事务。
我指出,叶群偶尔会与江青一同发表一些不实言论,由此引发了诸多麻烦。
父亲言道,叶群与江青虽同患一种心疾,那便是难以释怀琐事,但二人表现各异。江青随心所欲,不论何时何地,皆敢无所忌惮地胡言乱语,乐此不疲。相较之下,叶群则显得更为理智,她仅对信任之人吐露心声,且言辞亦颇为节制。
父亲接着言道,叶群性格热情洋溢,智慧过人,记忆非凡,人缘颇佳,行事举止亦颇为得体,绝非如同江青那般蛮横无理的恶妇。叶群的短板在于缺乏多年党内斗争的历练,更未在长期的艰苦领导岗位上锤炼出坚定的品格,她常是喋喋不休……
父亲的话语平铺直叙,仿佛在提及一位偶然相遇的故人。
我言,时下盛传一说法,即叶群导演了“九一三”事件。
父亲断然否认,指出叶群充其量不过是对身体欠佳的林彪产生了一些干扰,其关键在于封闭了某些言论通道,导致林彪与实际脱节。叶群在处理事务时缺乏深谋远虑,这不仅影响了林彪,也波及到他们自身。然而,这种影响并非是“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索。
我询问父亲,那么他告诉豆豆的第三点是什么呢?
他轻声提醒豆豆,“叶群是你的亲生母亲,请不要对她怀有过多的怨恨。”
家常话让我感慨。
“九一三”事件,作为一段历史谜团,探究其真相,深入剖析当时涉事人员的背景与经历,实乃至关紧要。这些人同样是拥有七情六欲的凡人,我们不能仅将他们视为“政治小丑”,任其随意妄言。
幸而那段历史尚属近代,距离今日并不遥远,尚有知情者能忆起并目睹过那些当事人。
探究历史,我们应避免对人物进行脸谱化的刻意丑化,诸如叶群等人亦然。以本真之态去认识他们,方能更真实地了解他们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