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削减国家开支，彭加木最终毅然选择独自踏上寻找水源的征程。然而，正是这一错误的决定，让他消失在了辽阔无垠的戈壁沙漠之中。
他的这种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的奉献精神，的确值得我们后世之人效仿。然而，在叶永烈眼中，彭加木的失踪事件中，亦蕴藏着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启示。
探究彭加木为何坚决追求探寻水源的原因。
起初众人的共识是就地静候救援，然而如今看来，这无疑是一项极为理智的决定。然而，彭加木所考量的是一场经济上的权衡。
在原地静候救援，虽然直升机运水的方式确实存在成本高昂的问题。
飞行直升机一小时，成本便高达两千余元，而自邻近的驻军基地往返，单程便需数小时。彭加木为队员们细算一笔经济账，运送一车水，来回的费用便足以耗尽国家上万元资金。在那个1980年的年代，上万元的支出绝非一笔小数目；即便到了九十年代，“万元户”一词仍被视为富裕的象征。
于是，彭加木毅然决然地要求众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旦寻得水源，眼前的困境便将迎刃而解。
然而，队员们意见不一，最终无奈之下，彭加木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在等待救援期间，他们不应懈怠，而应继续寻找水源。一旦发现水源，应立即向驻军基地发送消息，如此一来，便能节省这笔上万元的支出。
提及此策略，彭加木的心中早已坚定不移，决定亲自踏足沙漠寻觅水源。他深知这片沙海暗藏无数险境，绝不能将队员们的生命置于险地，更不能轻率地玩弄于股掌之间。
那是一个1980年6月17日的寻常日子，队员们皆在享受难得的休憩时光。
有人躲进越野车的车底寻求清凉，有人安睡于帐篷之中，还有人聚在一起欢声笑语，玩起了牌局。然而，无人察觉，彭加木的身影已去向何方。
在正午11时30分，副队长汪文先接到了来自驻军基地的电报。迅速浏览过后，他即刻起身，前往队长的办公室，找到了队长彭加木。
环顾四周，未见他踪。
一番询问下来，众人皆不知队长行踪去向。汪文先并未深思，心想队长或许只是到附近方便片刻。
直至中午12:30分，原本在越野车底盘下乘凉的王万轩司机，起身步入车内取取衣物之际，方察觉在一本地图册的夹缝中藏有一张小纸条，纸条上用铅笔字迹潦草地写着寥寥数语：
“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 17/6 10:30
队长早在十点半，便悄无声息地独自外出探寻水源。
王万轩心中不禁大呼不妙，须知那日的沙漠酷热难耐。地表温度竟攀升至64摄氏度，而气温更是高达52摄氏度，即便是在帐篷内，温度也达到了44摄氏度。
队员们闻悉队长孤身一人外出觅水，亦不敢在烈日当空之时贸然行动。于是，他们留在营地静候。若队长至黄昏时分仍未归来，他们便计划在气温略降之后，一同外出寻觅。
不料，午后三点多，狂风卷起漫天黄沙。
直至午后四时，彭加木仍未归返，趁着风沙稍减之际，队员们毅然决然地冒着狂沙，踏上了寻找之旅。
行驶约一公里有余，我们方才发现了那串脚印。循着脚印继续前行，又行进了大约六公里，在一处沙丘之上，脚印显得愈发分明。众人心中想，队长或许就在不远处。
队伍驾驶越野车继续向东驶行逾十公里，沿途的足迹逐渐变得难以辨认。随着夜幕降临，天色愈发昏暗，队员们无奈之下，只得选择返程，返回营地。
此后，彭加木失踪。
尽管经多方不懈搜寻，他的遗体至今仍旧下落不明。
身为队长，彭加木凭借其丰富的野外考察履历，绝非初出茅庐的新手。
他领导团队时，有一项严格的规定：外出进行探险考察，必须确保至少两人同行。他时常向队员们强调，前往未知的领域进行考察，务必在沿途设立路标，以便指引方向。
为何他违背了自己设定的考察规定，擅自离队外出？
解答显而易见，他深知前行的危险，不愿将同伴有入险境。至于第二个疑问，他为何未设路标？这便不得而知，或许路标早已被风沙深深掩埋。
彼时，彭加木所率领的考察队决定继续向东深入考察，这一决策是在马兰临时做出的。因此，在启程前略显匆忙，对东进途中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预估不足，准备工作亦未能做到万无一失。于是，当队伍抵达库木库都克时，车辆燃油已近耗尽，携带的水源亦所剩无几。
沙漠无油无水，生死攸关。
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在于，那时的计算方式主要是基于汽车的油耗、轮胎磨损以及机械损耗，这些均以行驶的公里数为基准进行核算。然而，这种计算方法仅适用于柏油路面的行驶公里数。在罗布泊穿梭于100公里的路程，与在这条柏油铺就的马路上的100公里行进，二者间的差异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正是考察队抵达库木库都克时汽油耗尽的原因所在。
与彭加木共事的队员们均感佩于队长的博学多识，然而他终究是以深入钻研为主要方向。植物病毒在这方面，我们对罗布泊深处的地理及自然环境知之甚少，这恰恰是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若仅是设想，若彭加木当时能携同一名队员一同前往东面寻觅水源。又或者，他若在出行时身着醒目的红色工作服，或许这场悲剧便得以避免。即便最终迷失了方向，那后续的多次搜救行动，也会因那鲜艳的红色而容易定位，或许救援的成功率也将大大提升。
